同时，本文也会吸收其他研究中的二手材料和数据，使得研究结论尽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从伦理学角度来看，行动者网络理论突破了人工物与道德不相干的传统伦理学观念，由此产生了人工物是否为道德行动者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机器智能技术是会聚技术（NBIC）中的重要技术，可与纳米、生物等技术结合用于改善、增强人类的基因、身体，由此所产生的超（后）人类主义问题超出了本文讨论范围。

AI追求的是可以达到甚至超越人类智能的类人机器智能，可以令机器广泛替代人类。然而，在AI替代人类的理念之下，机器会采取独立于人类的设计，人的因素会被淡化甚至被消除，在AI式人机关系中，机器处于（技术）中心地位，人类甚至要服从于机器作出的决策，这在根本上与法律以人为中心的理念与主客二分的观念相悖，将AI融入法律便会存在巨大障碍。事实上，目前的AI仍是无心的弱人工智能，并无智能， 不具备赋予主体资格的基础。IA法律问题也有诸多疑难，但大多可以通过对传统理论、既定规则的解释与适度修正得以解决。AI经历了从符号主义范式到联接主义范式、行为主义范式的不断自我否定的发展历程，数次陷入寒冬期。

认为AI为道德主体（或者说道德行动者）的观点与认为动物、大自然为道德主体的动物中心主义、生态保护主义相似，表达的其实是对动物、自然与人工物的尊重，其共同点在于重塑伦理关护对象的道德地位，仍然是立基于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其中，机器伦理学主要研究如何使AI、机器人在行为上具有伦理性，机器人伦理学主要研究如何对人类设计者进行约束。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将这种思想进一步总结归纳为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63]当时，大量外国人在中国居住。[6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9年版，卷一九八，《唐纪》十四。[24]因此，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私法理论体系下，所谓法律的冲突，只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26] 萨维尼本人的国际私法理论也不例外。

[9]F. C. von Savigny, supra note [4], S.27. [10]F. C. von Savigny, supra note [4], S.6-27. [11]前引[7]，[德]康德书，第264页。萨维尼本人早就明确宣布，其理论基础是存在着一个由相互交往的民族构成的国际法共同体，而这一共同体由于基督教普遍教义的影响…… 而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承认。

在跨国纠纷中，萨维尼的理论也是如此：每个法律关系都具有一个技术上中性的本座(Sitz)，法官遇到任何跨国法律纠纷，只需要对号入座，就能找到所适用的法律。[94]各国之间的法律并未像此前学者们所预测的那样走向趋同，却相反变得越来越不能相互兼容。美国法院引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判例的案例仅有一起。本文认为，本案的判决可以采用如下三步走的分析路径： 第一步，确定案件涉及哪些国家法律。

早在16世纪西班牙人占领美洲大陆时，为了掠夺当地印第安人的土地和财富，很多西班牙侵略者将印第安人视为野蛮人，不受法律的保护。  【注释】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3]如何将这些成果进一步应用到国际私法领域，是我国国际私法学者需要重点关注的课题，也是本文的核心意旨。[49]通过这样一种话语权的掌控，东方已被不知不觉地客体化、他者化了，而西方则处处宣示自身的主体性和优越感。

2017年，该州颁布了新的《机动车事故损失法》(Motor Accident Injuries Act)，对于2017年12月1日以后发生的交通事故损害实行无过错基础上的责任保险制度。[78]1951年由顾世荣翻译，人民出版社出版。

[42]与此相比，美国法院引用德国法的案件则有1600多起，引用法国法的案件多达2000多起。[65]前引[64]，[日]圆仁书，卷二。

[61]唐朝时，太宗李世民制定的基本国策是：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如果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判处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就使被告承担了原本不应承担的义务。面对西方国际私法的困境，西方学者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是学者们所开出的药方无非是如何在确定性和灵活性之间寻找黄金分割点。它们虽然抛弃了僵硬的本座概念，但通过对多种利益和因素的分析，最终仍然要挑选出唯一的那一个法律来作为案件的判准依据。[70]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职官四四之九。[17]或者按照康德的表达为：任何事物都是其所是。

相关统计资料参见刘婷：《一带一路战略下涉外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的审判实务研究》，《天津法学》2018年第3期，第11页。罗马帝国时代颁布的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一开篇就如是说：……出于自然理性而为全人类制定的法则受到所有民族的同样尊重，叫做万民法，因为一切民族都适用它。

[98]中国的国际私法绝不应当照搬西方的学术话语和法律概念，而应在兼容并蓄基础上，提出有中国特色的新范式。其次，如果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44条第1句适用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则只能适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法律，这同样不可行。

在有法律冲突时，纽约冲突法采取利益分析方法以确定哪一国家或地区对诉讼拥有最大的利益，其中主要考虑行为发生在哪里以及当事人与哪一地区联系最密切等。[60]政府还赐予朝贡国首脑中国的官爵，并给与俸禄。

[33]参见刘凤云：《谈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礼节冲突》，《清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9页。[81][苏联]别列切尔斯基：《国际私法的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法教研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早在西汉时期，朝廷就在京城专门修建了接纳外国人居住的房屋，叫蛮夷邸。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首次向世界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三、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国际私法话语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必要性：破除西方中心主义法律观 发源于罗马万民法的现代冲突法理论都是西方单一主义哲学思想的演绎结果。其次，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1999年《机动车事故赔偿法》规定，其适用于在该州境内购买了强制第三方保险的汽车发生的交通事故。

审理该案的辛德林法官分析了美国法律、以色列法律和中国法律在本案中的利益。[9]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总的来说，所有民族和个人的共同利益决定了各国在处理法律关系时最好采取互惠原则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在判决中平等对待本国国民和外国人的原则。

[10] 萨维尼的国际私法理论的确充分地满足了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需求。[80][苏联]柯列茨基：《英美国际私法的理论和实践概论》，刘文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

但是她在中国境内治疗的费用是否能够获得赔偿，还要依据肇事车辆所购买的保险单的规定。[19] 然而，就在该案法官做出裁决不久，情况又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管理外国人，唐朝设立专门区域供外国人居住，称其为蕃坊。[53]参见陈家刚编：《危机与未来：福山中国讲演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

[67]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页。贺琼琼：《论意思自治在侵权冲突法中的现代发展》，《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130页。

[37]其他西方列强也都许诺，只有清朝修订法律之后才会放弃治外法权。传统的意思自治原则只是针对当事人，强调当事人的意愿自由，并且要求当事人只能选择唯一适用的准据法。

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后，隋炀帝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以法律共享为基础的国际私法理念顺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呼唤，以法律的互联互通、共商共建为基本价值取向，抛弃了传统西方式单一主义选择模式，为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各文明和各国家之间的法律冲突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新思路。